K8凯发·国际官方网站10月20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成立二十周年“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院长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教师之家顺利举行。本次论坛下设四个分论坛，全国31所高校院长出席论坛，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下新闻传播学科、出版学科和戏剧影视学科的变革转型与育人创新，国际传播战略与人才培养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为新闻传播教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分论坛一聚焦人工智能时代下新闻传播学科的教育创新，旨在探索育人新路径，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路鹏程主持。来自国内兄弟院校的院长、学者应邀出席，分享新闻传播学科育人教育的宝贵经验和前沿思考，共谋学科未来。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强月新从国家战略高度阐述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指出，高校促进协同育人应推动部校共建，其核心是相互合作新闻中心，资源共享。新闻传播学科协同的意义在于本学科的应用性、宽泛性和政治性，推动新传学科协同育人的主要方式是“多主体协同”、“多要素协同”、“多维度协同”。在协同育人的发展道路上，新闻传播学科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坚持本学科协同育人的主体性；二是立足协同育人的科学性；三是强化协同育人的创新性。最后，强月新就学科协同育人的具体途径，分享了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实践的具体成果。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基于CDIO工程方法，论述了智能时代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严三九认为，在新技术和新文科的双重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着“变”与“不变”的根本问题。基于传统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和传播业态的重构，CDIO（Conceive Design Implement Operate）工程教育模式，即构思、设计、实现和运作，对新闻传播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启发意义。他指出，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应从“行业细分”到“项目模块”；在课程体系结构上，应探索“任务主导型”模式；在过程考核上，应采取“产学研、做中学”的方式。最后，严三九认为，教育追求的是长期目标，其宗旨在于群体或个人能力培养，而不是一种固化的技术训练。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晓愚针对“AI时代，教育何为？”这一核心问题，以“AI含量”、“叙事力”、“共情力”三个关键词分别开展论述。她认为，技术的变革放大了压力和竞争，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应该思考自身学科教学的“数字化生存”。高校教师不仅要做终身学习的建设者和示范者，也要做人工智能的合作者和权衡者。在此基础之上，应创新育人模式，提高学生的叙事能力和共情能力。前者针对目前学生“讲故事能力”的退化，后者则是在情感经济时代下新闻传播学科的“应有作为”。最后，她总结道：“我们对待技术不应傲慢，而是应该拥抱技术，不要把技术当作对手，也不要轻视技术。这是在AI时代下，新闻传播学科应该立足的学科根本价值。”

　　厦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素白针对目前广告专业受到的技术冲击，基于广告学教育的现状和问题，并结合厦门大学广告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的具体实践，以“育人目标创新”、“课程体系创新、“评价体系创新”、“教学模式创新”分享学院育人成果。她指出，厦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广告教育方面不仅有坚实的学科历史基础，而且能立足新时代，推动广告学科教育理念及培养方式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办学育人水平凯发官网入口，同时她发出呼吁，希望广告教育全体同仁携手共进，共同开创广告学科新局面。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曾一果基于本学院新闻传播教育的基本情况，分享在人工智能时代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他指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招生规模庞大，生源多元。基于此，学院开展“大众化”教育特色的同时，采取多元化、“分类管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一重视实践教育，打通科研、教学、实践为一体，孵化不同形式的专业实践成果；其二，重视师生成长，学院提供资金支持，激励教师发挥专长，指导学生开展课内外实践项目；其三，重视技术，这是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必然需求；其四，打造品牌，推动学术活动品牌化、系列化管理。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敏芝分享的题目是《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王敏芝指出，新闻传播学科教育的方向、实践与思考应落实在党的育人的根本方针之上。基于此，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立足西北，在“根植红色资源，构建教育共同体”的协同育人途径上做到“三创新”，即“教学机制创新”、“课程体系创新”、“育人路径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五融合”的卓越新闻人才培养教学模式。同时，王敏芝希望该模式能够逐步建立起全国性联盟，因为区域共同体在实操和落实上具有巨大的优势。

　　上海交通大学智能传播研究院院长李本乾针对AI时代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新文科培养模式，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未来趋势”、“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新闻传播人才新文科培养模式”三方面开展交流。他指出。技术的出现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从感知世界到创作世界，人工智能的内涵和外延越来越丰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做好即将面临的挑战，例如数据侵权、AI生成广告等。在这些冲击之下，新闻传播人才应坚持马新观主导下的价值引领，做好文理交叉新文科课程体系建设和培养机制创新，与时俱进。

　　分论坛二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出版活动和出版教育究竟何为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来自国内高校出版学科的专家学者发表真知灼见，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学院执行院长季桂保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研究院执行院长、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万安伦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时代传播符号出现了许多全新的转向，包括传播技术的迭代升级、传播载体由软转虚的转变、传播符号从精英话语体系的构建到草根式话语体系的崛起的转向等。人工智能时代传播符号与传播载体关系的转向深刻改变了人类的交流方式和阅读习惯，人类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符号溢满”。所有这些转变要求出版学科要因应新趋势，构建新话语。

　　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方卿教授提出，人工智能时代，出版的载体、形态、组织形式、作者和读者的参与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出版的本质却一直没有变，出版活动本质上仍然是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活动。出版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是出版业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结合最紧密的前沿领域，值得出版学密切关注和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春秋》主编周蔚华教授从认识论和知识论的角度分析了人工智能对人类知识底层逻辑的重构过程。认为人工智能遵循的既不是经验逻辑，也不完全是理性逻辑，更不是实践逻辑，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深刻改变了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算法、复杂人工神经网络、控制与反馈、自然语言处理、联结、模糊性、近似性、概率等构成了人工智能知识重构的内在逻辑。出版界要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知识重构的特点和底层逻辑，扬长避短，实现出版领域以及出版教育领域的革命性变革。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强教授结合出版本、硕、博教育体系的现状，揭示了出版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出版行业质疑与生源吸引力下降、培养质量不稳定、就业压力大、产业边界模糊等普遍问题，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学校层面提出了出版人才培养的未来发展期望。张志强教授强调，出版专业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学生，最低目标是培养在出版领域工作的从业者，最高目标是培养具有学术情怀、出版情怀的出版家。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倪万教授从新闻内容生产、新闻生产主体、新闻从业人员、新闻生产流程四个方面阐述了AIGC对新闻媒体行业和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在数智时代，事实核查、提示学习、技术叙事的专业能力已然成为新闻出版从业人员的标配，也是高校进行AI教育的核心内容。通过对AIGC生成物著作权案件的分析，倪万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的认定本质上还是要厘清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在应用实践、教育教学中需要思考内容生产的多元主体。

　　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李世娟副教授认为，数智技术更新迭代呼唤融合型人才，行业实践呼唤复合型人才，数智化升级呼唤贯通型培养，出版学科的建设就要顺应时代要求，转向融合型、复合型、贯通型三种AI时代的人才培养范式。要开阔国际视野，在交流中借鉴经验；要注重体系化建设的评价机制，借鉴国内外认证方法，增强新标准确立的可行性。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副院长李德升教授从角色重塑、产品重塑、流程重塑、边界重塑四个层面分析了AIGC给出版带来的新变革。他展示了“智能出版人”能力解构ASK模型，提出了“一联、二融、三贯”的出版教育智能化转型的路径：即从组建教学联盟、开发教育资源、扩展教育师资、提供就业辅导四个层面实现校企联通；实现跨学科资源融合与多元素养培育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贯通于出版人才培养的教学理念、课程设计、资源供给等各教学环节。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院、出版学院）院长助理曾元祥副教授提出，出版学科建设要借势、顺势和造势。一是要借助构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家战略需求之势和产业资源之势；二是要健全出版学术与人才培养体系，顺应学科交叉融合之势、新文科人才培养之势和技术变革之势；三是要产学研一起造势，提升出版学科辐射力，产学研用协同，行业与高校相互支持和认同，打造专业竞赛平台和学科对话平台。

　　分论坛三就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戏剧影视学科的创新发展，以及如何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王峰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原院长、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类专业教指委主任周星分享了关于综合高校传媒类学院的发展与思考。他认为新闻传播和戏剧影视类学科并非简单的技术学科，而是需要综合性理解的人文社会学科，只有借助综合性才能实现其自身的创造。对文化现状的把握与针对性是传媒学科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综合性大学拥有无形的滋养和有形的资源，应展示更丰富的综合性特征和效能，而不仅仅关注新的学科目录和工具型专业人才的培养。放眼世界，无论是人工智能时代还是传媒学科的发展，综合性的人才培养都是一个切要的命题。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说，综合性大学是传媒类学科生长、扩展，造就从思想到传播舆论和实现社会传播效能的最合适、也是最必要的集聚学科体系的领域。

　　南京传媒学院副校长兼戏剧影视学院院长周安华分享了关于艺术与人工智能关系的一系列思考，提出人工智能艺术观念的演进经历了从海量数据到“无墙博物馆”、从机器美学到“机器幻觉”的发展阶段。他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让艺术创作更加普及，从而实现艺术的民主化。借助这种技术，即便是没有专业艺术教育背景的人，也能通过互动软件平台创造作品，这使得文化生产变得更具包容性和民主性。人工智能为艺术系统带来希望，同时也引发一些文化、道德、法律问题，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创作中体现出的文化偏见，机器幻觉和深度伪造造成真实模糊问题，这些值得我们审慎思考。

　　浙江传媒学院副校长姚争致力于传媒学院的学科发展问题，强调学科构建体系与人才培养要求息息相关。在现代媒介环境中，影像传播已成为主流，导致新闻传播学和戏剧影视学出现同质化趋势。他认为这种内部竞争对学科的发展没有太多帮助。综合类大学在学科研究深度方面有优势，而专业院校则在广度上更具潜力。在AIGC的背景下，教育应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关注全人的培养，而不仅仅是追求成才。过去强调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需要更多地关注远学科交叉而非近距离交叉。综合类院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眼于多学院的专业建设。如果优势专业不进行自我革新，将可能被AI革命所取代。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类专业教指委秘书长张燕就人工智能时代影视传媒人才培养问题进行分享。她提出影视传媒学科正在面临新生态，新生态包括新文科建设、新学科工作的调整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是大势所趋，也形成了学科发展的崭新的驱动力新技术创建了影响视听核心竞争力的变革，也为当下或未来的影视传媒行业中的人机协作与交互创造了空间。创作是基于历史文化积累和人的艺术性想象，所以人才培养方面要做到“精进提质”，“精进”是基础，“提质”是目的，聚焦提升专业聚能与优势潜能，以积极进取的心态拥抱时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国涛就传媒专业的特色化办学的问题予以探讨，从传媒大学学科发展路径和实际经验出发，提出传媒艺术发展要差异化竞争，要凝聚优势、形成特色，同时阐释了艺术与传播相互助益的共生关系。他认为，新的媒介技术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而所有新生的内容都应该被纳入更加开放的传媒研究框架中。传媒艺术专业的人才培养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兼具传播视角和艺术角度。不仅要帮助学生掌握传播的艺术和技术，还要引导学生通过经典媒介理论拓展认知宽度，形成批判性思维。

　　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程波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其中潜藏的发展资源也亟待挖掘。他认为人与新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并不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颠覆性问题，其内在逻辑是相似的和复现的。他认为原创性的技术探索展现一种作者性，成为新的“技术作者”。但人工智能对诗性的理解和表达、人的创意和生成性方面仍有欠缺。他提出人工智能本身不是独立的，它要与原来已有的人才培养专业体系相结合。电影人才的培养既有艺术性的一面，又有技术性的一面，应立足当下的现实主义生活激发创意，新媒介经验应该建立在阅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融合之上。

　　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党总支书记韩永胜分享了AI全媒体时代传媒人才培养的“上戏策略”。他认为当前的人文环境和技术环境迅速变化，传媒人才应该适应并融入时代的进步与变革。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始终坚守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创作方面要遵循中国特色、国际视野、首创首发的创作导向。坚持“课程+思政”的人才培养模式，把传统的专业实践形式和创新的思政内容相结合，以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思想境界。我们应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各学科课程中的应用，全面提高师生的数字素养，并增强科技在艺术创作中的综合运用能力。

　　分论坛四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吕新雨主持，来自全国各地八所高校的院长围绕人工智能变革、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等话题深入探讨。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李麟学以《人工智能赋能空间场景与传播创新》为题，他认为，新闻传播学科既是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战略性学科，也是链接不同领域的平台性学科。在新时代和新思路下构建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围绕作为核心的知识、关切技术变革的媒介和注重应用的场景三个方面展开。他进一步提出要以一级学科为主线，结合各个专业，形成跨学科的新型传播。基于这一理念，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学科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以全媒体为特色，聚焦媒介文化、智能传播、城乡传播、视听传播四大研究方向。李学麟介绍了包括全媒体工作坊、媒介文化译著出版、跨院系合作等等产学实践和课程建设方面的成果，并总结要从战略性、平台性和万物皆媒的定位出发，寻找学科应用场景。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吴瑛在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指出，人工智能技术为国际传播格局重塑、新闻采编优化和多模态内容生产提供了机遇，但同时也加剧了国际舆论的垄断以及西方意识形态从霸权式输出向隐蔽式渗透的转变。在此背景下，高校作为国际传播人才的蓄水池，就需要重视人工智能素养、多模态叙事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吴瑛还介绍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历史沿革和首创的“多语种+国际新闻传播”的融合创新教学育人模式。学院从自身特色出发，为全球媒体、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和机构培养掌握两门外语、具有国际媒介素养、通晓国际传播规则的国际化、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庄曦以《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为题，强调解决高校如何输出人才的问题，需要关注社会需求的态势。她分析了新闻传播业在数智时代时代的演变趋势：数字新闻生态的多元主体参与、新闻生产流通的数智技术介入、数字新闻实践的关系性特点。在数字时代的变革中，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是推动“技术向善”以及将技术能力转变为共情体验。为此，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总结出跨融结合实效化、智媒联动实战化和浸润教育实境化这三个教学重构理念。一方面，学院秉持部校共建传统，与新华报业合作，推动产教跨融；另一方面，回应时代趋势，形成包括“AIGC新媒体创意实验室”、Youth Communication Day以及跨文化传播论坛等国际化人才培养成果。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徐剑以《创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讲好中国故事”全球青年领袖》为题，重点介绍全英文新媒体研究生项目。他认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由谁来讲，如果信源的肤色不一样，效果也会不一样。但今天高校在留学生培养建设上存在着思政与专业分离、理论与实践脱节以及就业引导不足的问题。有鉴于此，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设立专业+思政一体化课程、搭建实践+赛事多维度平台、发展学术指导+就业指导双规模式，助力国际学子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全球青年领袖。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周葆华带来了题为《生成式AI传播学研究的双重性》的演讲。他首先指出了媒介研究的双重性问题，即一些媒介既构成研究对象，也可以作为研究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它在作为研究问题的同时，也在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分析三个层面为媒介研究方法带来了重大变革。围绕这一发现，周葆华进一步介绍了两个研究案例。第一个研究案例发现人工智能大模型存在“标题党”倾向，第二个案例则发现大模型作为传播新媒介，对不同国家舆论代表性程度也有所区别。通过这两个案例，周葆华认为，新闻传播教学科研既要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题性，也需要重视其方法性。同时，人工智能有其价值立场与偏见，这背后所蕴含的是全球不平等的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华君以《智媒时代国际传播人才的实务能力培养》为题。他认为，华中科技大学在国际传播方面形成了平台引领、学术引导和实践协同三个特点。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和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两大平台助力国际化人才培养，推出了《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和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等受到海内外媒体与学人热切关注的成果。此外，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联合举办的公关与广告国际学术论坛，以及主办的智能传播与健康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共同形成了一个跨专业、跨学科、跨地域的国际性学术交流平台。李华君表示，未来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将基于“工科大学办新闻”的特色，重点关注科技新闻与科技传播的领域。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理峰在题为《数字公共传播的学术传统与革新》的演讲中介绍了中山大学公共传播教育的历史，并结合当下的网络暴力、虚假新闻等现象指出，技术进步并不一定都是福音，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危机才是常态而不是例外。因此，公共传播的使命就是致力于更有活力的公共生活，服务于社会协调与合作。他区分了社群传播、应用传播和策略传播三种类型，并梳理了政治公共性、舆论公共性和理性公共性的三种理论传统。邓理峰认为互联网上的公众参与并不必然有进步意义，失控的数智技术将会与理想社会的愿景背道而驰。

　　交流环节，与会嘉宾们围绕如何从公共传播走向国际传播、智能新闻传播课程建设等话题展开探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晨晖学者张洋分享了关于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辅助性工具应用于课程教学中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传播学院教授吕新雨则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打通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边界、主流媒体和公共性议题之关系的实践经验。与会嘉宾们从具体实践出发，探讨了人工智能赋能、跨学科合作、国际化人才培养等议题。

　　此次“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院长论坛中，夏小传还收集了不少点燃思维火花的金句，来看看各位学者们都分享了哪些新知吧！

　　高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具有国家战略层面上的意义，高校作为打造协同育人的先锋队，应推动部校共建，其核心是相互合作，资源共享。

　　对待技术不应傲慢，而是应该拥抱技术，不要把技术当作对手，也不要轻视技术。在AI时代，新闻传播学科应该立足学科根本价值。

　　我们要做到“育人目标创新”、“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创新”、“评价体系创新”，不断提高办学育人水平。

　　人工智能时代培养新闻传播人才，要重视实践教育，立足地域特色，将科研、教学、实践打通，孵化不同形式的成果。

　　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传播产业链式反应，对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要求也随之变化。应坚持马新观主导下的价值引领，做好文理交叉新文科课程体系建设以及创新文理交叉新文科培养机制。

　　数智时代，出版符号、传播符号出现了一种新的回归式的转型，智能时代的传播符号转向，正在形塑人类新的链接方式、阅读方式和生活方式，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时代性变革。

　　数智时代出版到底有哪些变化？实际上，出版的本质没有变，出版还是以商业形式所存在的一种文化传播，只是出版的形态变了。

　　出版界要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知识重构的这些特点和底层逻辑，扬长避短，实现出版领域以及出版教育领域的革命性变革。

　　出版专业的价值在于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学生，最低目标是培养在出版领域工作的从业者，最高目标是培养具有学术情怀、出版情怀的出版家。

　　数智时代，事实核查、提示学习、技术叙事的专业能力成为了新闻从业人员标配，也是学校进行AI教育的核心内容

　　出版学科本身的发展就需要与不同学科借鉴融合，因此人才培养也要在本校出版学所依托的院系学科背景下，协调现有资源进行跨学科培养，吸收学科之长。

　　“智能出版人”应首持有良好的职业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辩证地看待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影响，明确人在智能出版时代所扮演的角色的价值。

　　出版实践是出版学科独有的研究对象，在跨学科研究过程中，保持对出版实践的意义关注与价值关怀，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出版实践进行相关的规律总结和阐释，是其关键。

　　AIGC环境下，人才培养亟需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式，要基于全人的培养，而非成才的培养。

　　人才培养方面要做到“竞进提质”，“竞进”是基础，“提质”是目的，聚焦提升专业聚能与优势潜能，以积极进取的心态拥抱时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新的媒介技术催生出新的艺术形态，新生的内容都应被纳入到传媒研究更加开放的框架下。

　　电影人才的培养既有艺术性的一面，又有技术性的一面，激发创意的切入点应立足当下的现实主义生活，建立在融合了阅读经验和生命经验的新的媒介经验之上。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始终坚守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创作方面要遵循中国特色、国际视野、首创首发的创作导向。

　　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呈现给全球，可以让大家真正地了解中国社会，改变外国对于中国的一些偏见。

　　新闻传播学科既是一个战略性学科，也是一个平台性学科。万物皆媒介，媒介成为连接各种内容的手段。

　　从前数字时代到数字时代的技术转变中，如何掌握一种共情的体验，代入“我”以及“我们”去思考在国际传播的场域中为谁传播、如何更好发声？这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点。

　　生成式AI是对我们的学科和人才培养的重大挑战，它本身既构成了媒介研究的对象和问题，同时又带来了方法性的巨大变化。

　　立足文工交叉的特色，以科技传播的视野讲好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故事，是我们未来的突破领域。

　　公共性危机是个恒常命题，技术的进步未必是一个福音，公共传播的永恒使命是怎样构建一个更有活力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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